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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县域经济前行不平衡现状的原由及攻略,中

文章作者:农业发展 上传时间:2019-09-24

据新华社信息银川9月7日电(记者孟昭丽 罗国芳 艾福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发展县域经济创造了新机遇,但同时,受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以及行政、财政、金融及整个宏观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各地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些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认为,发展县域经济还需要全面推进城乡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创新。 --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了较高的份额。 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56.31%,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4,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都占全国的1/3左右。2002年至2005年,全国县域人均GDP占当年全国平均数的比重不断提高,分别为71%、72.8%、74.8%、77.4%。一些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亮点。 从2005年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结果看,百强县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形成了“7-4-3-2”新格局,即县域经济强县的数量约占全国县域单位总数的1/7,人口约占全国县域总人口的1/4,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县域总量的1/3,提供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占全国县域总量的1/2。部分百强县经济实力雄厚,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创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说,以浙江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大力发展专业市场,发展民营经济,走出了一条通过产业集聚、块状经济、振兴县域的道路。以江苏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在集体经济改制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基础上,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走出了一条外向型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山东为代表的县域经济,依托毗邻日韩的区域优势实施对外开放,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特色农村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以广东为代表的县域经济,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和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走出了一条从县域经济主导发展到城市经济主导的道路。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涌现了一批百强县,另一方面还有59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2005年评出的百强县中,东部地区有88个,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东北地区5个,中部地区4个,西部地区只有3个。 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受地理位置、人文、科技等条件的影响,大项目、大产业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县乡财政困难,农民增收缓慢。更重要的是,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导致县域经济运行质量低下,发展后劲不足。 从目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关键措施就是要鼓励居民创业,鼓励企业创新。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昆山县,实行“亲商安商富商”政策,提倡人人有技能,个个有职业,家家有物业,让外商生根,让民企发展,推动昆山制造走向昆山创造,三年产值翻一番,2005年达到730亿元,人均产值6335美元,创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连续10年位居“四川省十强县”榜首的双流县,全面启动百姓创家业、老板创大业、能人创企业、农民工回乡创新业的“全民创业计划”。2005年,完成生产总值196亿元,财政收入18.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66元。 然而,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制约了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县域内事权与财权不统一、财力与责任不对等问题突出;县、乡、村三级普遍债台高筑,且负债额逐年上升,农村可用财力越来越少;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明显不够,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并后,金融服务出现了体制上的断层,农村金融日益边缘化,中小企业再创业贷款十分困难,农民创业缺乏“第一桶金”。 --推进县域体制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推动农民创业,发展县域经济,不仅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农民的创业辅导,还要在县域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一、积极探索省县乡管理体制改革途径。首先在东中部省域面积适当、社会比较稳定、认识比较一致等具备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省县直管形式,在不断总结和完善的基础上,择机推广,赋予县域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乡镇体制改革已经在部分省份全面推开,在精简机构和人员、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还需要在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严格依法办事、提高行政效率和化解债务、增强财政保障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二、建立向县域和农村倾斜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但用于三农的投入所占的比重并没有相应增加。2002年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仅为7.17%。近两年有所回升,但总体上还是偏低。2003年是8.08%,2004年是8.28%。与国外占20%的比重相比,差距非常大。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将长期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国家应明确规定财政对三农投入比重的增加幅度,同时规定对三农投入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或者规定新增财政的一定比例用于增加对三农的投入,真正建立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 此外,全国还有26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和4900多万低收入人口,为了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防止农民因灾致贫、因失地致贫、因病返贫,建议设立农村地区开发基金,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和专项治理。 三、建立有利于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金融体制。我国各国有银行正在探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和办法,农村信用社也在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力争尽快改造为社区性农村银行。但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需求来看,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农村社区金融机构应该注重: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在管理规范的前提下,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开展民间借贷;同时要通过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办法,解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给予适当扶持。 四、进一步改革城镇户籍制度,消除不利于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改革税收制度,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和新开发的有利于农民就业的产业给予减免税优惠;改革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促进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和机会,给农民平等的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力;改革工商管理制度及审批、投资、监管等制度,努力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改革科技体制,鼓励和吸引企业、事业、团体、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各种力量参与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应用,推进资源整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据新华社信息银川9月7日电(记者孟昭丽 罗国芳 艾福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发展县域经济创造了新机遇,但同时,受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以及行政、财政、金融及整个宏观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各地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些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认为,发展县域经济还需要全面推进城乡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创新。 --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了较高的份额。 县域经济总量(GDP)占全国的56.31%,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4,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都占全国的1/3左右。2002年至2005年,全国县域人均GDP占当年全国平均数的比重不断提高,分别为71%、72.8%、74.8%、77.4%。一些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亮点。 从2005年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结果看,百强县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形成了“7-4-3-2”新格局,即县域经济强县的数量约占全国县域单位总数的1/7,人口约占全国县域总人口的1/4,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县域总量的1/3,提供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占全国县域总量的1/2。部分百强县经济实力雄厚,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创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说,以浙江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大力发展专业市场,发展民营经济,走出了一条通过产业集聚、块状经济、振兴县域的道路。以江苏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在集体经济改制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基础上,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走出了一条外向型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山东为代表的县域经济,依托毗邻日韩的区域优势实施对外开放,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特色农村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以广东为代表的县域经济,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和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走出了一条从县域经济主导发展到城市经济主导的道路。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涌现了一批百强县,另一方面还有59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2005年评出的百强县中,东部地区有88个,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东北地区5个,中部地区4个,西部地区只有3个。 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受地理位置、人文、科技等条件的影响,大项目、大产业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县乡财政困难,农民增收缓慢。更重要的是,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导致县域经济运行质量低下,发展后劲不足。 从目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关键措施就是要鼓励居民创业,鼓励企业创新。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昆山县,实行“亲商安商富商”政策,提倡人人有技能,个个有职业,家家有物业,让外商生根,让民企发展,推动昆山制造走向昆山创造,三年产值翻一番,2005年达到730亿元,人均产值6335美元,创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连续10年位居“四川省十强县”榜首的双流县,全面启动百姓创家业、老板创大业、能人创企业、农民工回乡创新业的“全民创业计划”。2005年,完成生产总值196亿元,财政收入18.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66元。 然而,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制约了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县域内事权与财权不统一、财力与责任不对等问题突出;县、乡、村三级普遍债台高筑,且负债额逐年上升,农村可用财力越来越少;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明显不够,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并后,金融服务出现了体制上的断层,农村金融日益边缘化,中小企业再创业贷款十分困难,农民创业缺乏“第一桶金”。 --推进县域体制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推动农民创业,发展县域经济,不仅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农民的创业辅导,还要在县域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一、积极探索省县乡管理体制改革途径。首先在东中部省域面积适当、社会比较稳定、认识比较一致等具备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省县直管形式,在不断总结和完善的基础上,择机推广,赋予县域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乡镇体制改革已经在部分省份全面推开,在精简机构和人员、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还需要在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严格依法办事、提高行政效率和化解债务、增强财政保障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二、建立向县域和农村倾斜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但用于三农的投入所占的比重并没有相应增加。2002年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仅为7.17%。近两年有所回升,但总体上还是偏低。2003年是8.08%,2004年是8.28%。与国外占20%的比重相比,差距非常大。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将长期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国家应明确规定财政对三农投入比重的增加幅度,同时规定对三农投入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或者规定新增财政的一定比例用于增加对三农的投入,真正建立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 此外,全国还有26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和4900多万低收入人口,为了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防止农民因灾致贫、因失地致贫、因病返贫,建议设立农村地区开发基金,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和专项治理。 三、建立有利于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金融体制。我国各国有银行正在探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和办法,农村信用社也在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力争尽快改造为社区性农村银行。但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需求来看,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农村社区金融机构应该注重: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在管理规范的前提下,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开展民间借贷;同时要通过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办法,解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给予适当扶持。 四、进一步改革城镇户籍制度,消除不利于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改革税收制度,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和新开发的有利于农民就业的产业给予减免税优惠;改革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促进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和机会,给农民平等的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力;改革工商管理制度及审批、投资、监管等制度,努力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改革科技体制,鼓励和吸引企业、事业、团体、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各种力量参与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应用,推进资源整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据新华社信息武汉4月27日电经济结构不协调、“三农”问题突出、市场化程度低、外向型经济比率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深层次矛盾在中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中部地区要崛起,不可能脱离这个实际,更不可能回避矛盾。 从GDP构成和从业人员构成看,中部六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都较大,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都较小。2004年,中部六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为17.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比东部省份高9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高5.1个百分点,仅比西部省份低1.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4.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比东部省份低8.7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低7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构成中,中部六省除湖北外,其余五省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第二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都在20%以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三四个百分点,比东部省份低12-16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低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为35.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3个百分点,比东部省份低10-13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低18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三农”问题最为突出。中部六省国土面积102.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63亿人,分别占全国的10.7%和28.1%。在四个经济区域中,中部地区人口密度仅低于东部,而大大高于东北地区和西部。从实际情况看,中部省份的农业资源与产出在全国并不占明显的综合优势,而是农民多的特点突出。 2004年,中部省份生产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1.3%,油料占41%,肉类占32%,但农业增加值仅占全国的27.4%,人均农业增加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生产条件看,中部六省耕地面积占全国的23.5%,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化肥施用量占全国的31%,多数耕地复种指数过高。 农业经济效益不高,中部各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也较低。中部六省农村人口占区域人口的64.5%,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全国跨省流动人口超过300万的6个省份中有5个在中部。上述情况表明,与其说中部省份是农业大省,不如说是农民大省。 为了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必须依靠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建设具有一定保障能力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以非农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步伐。也就是说,解决中部省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既要进一步将农业做大做强,更要加快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中部地区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部六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很大。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除湖北和湖南外,一般都低于10%,而东部省份一般在25%以上。中部六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5.4%,而东部省份这一比重为39.2%,东北地区为32.2%,西部为26%。 中部六省主要经济指标人均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5%;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东部省份的1/3;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东部省份的1/2,而且低于东北三省和西部省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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